不过，由于美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贵族，贵族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法学家来担当的。

幸逢其时，我建议大家都要关注这个难遇的机会，运用自己的知识特长、海外资源和国际视野，积极投身于其中，建言献策，为中国的民法发展做出贡献。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更是承载着新兴德意志帝国的强国梦想。

如果说以"总则+分则"模式制定民法典需要对现行法律做移筋换骨的大手术，那么"通则+版块"模式则只需要增缀剪缝的小手术，后者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现有规范材料，避免以民法典取代原有立法而引发法律体系内的动荡与断裂，有利于实现平稳过渡，这种"小手术"的做法也与此次民法典立法有限的政治支持相适应。可见，我国此次民法典编纂的有了很好的政治文件基础，但政治动力、政治理想还不够强劲，编纂的体制机制还没有提到应有的政治高度，特别是它在执政者的现行治国方略中并不占据头等地位。民法典的核心使命和基本立场是由政治所设定的，并且强烈地体现政治精英的理想和抱负。回顾以往1986年和1998-2002年间的两次民法典制定热潮，或因政治动力缺乏，或因政治共识不足而中途停止。我们在已经拥有大量单行法的条件下编纂法典的一个法治原则，就是应该尊重这些单行法已经确立的法律秩序的现实，应该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法典编纂。

任何情况下，民法一小步，都是国家改革的一大步。） （三）人格权立法 中国民法典编纂，绕不开人格权立法问题。但有意思的是，最高法院紧接着的 判词又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淡化和暧昧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保障商业言论的可能性： 刊载于本件上诉人报纸的广告，已经超越单纯的商业活动范畴，明显地含有关于公共利 益事实的资讯……因此，本件上诉人有关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之利益，实际是与宪法上一 般的公共利益相符合的。

而且，这种商业 联系的内容也还有不愿向社会公开的一面，即具有通信秘密的因素。而实际中，有些小广告者本身就配有两件手机或者寻呼机，一件用于联 系广告经营，一件用于个人交往和联系。联邦最高法 院最终推翻了前两审的判决，作出了Valentine胜诉的判决，并在判词中阐述道：街 道为自由行使资讯散布和意见传播之适当场所，州政府或者市当局基于公益的考虑，虽 然可以适当地规范该项权利，但不得不当地限制或者禁止街道的利用，但宪法对于纯粹 的商业广告并未课予政府上述限制，却也是不言自明之理。政府要求企业无偿地限制和中止公民 通讯工具的使用，实际直接带来了企业经营财产的损失，损害了企业的财产权。

(注：参见 詹镇荣：《无偿性通讯监察设备设置义务之合宪性疑义》，载台湾《月旦法学杂志》第 64卷。实践中有关 国家机关违法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现象并不少见。

但是，对如何保障街头小广告的言论自由又应当从两个方面分析。)第四 ，虽然不能完全将商业性言论排除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外，但由于在价值上无法与政治 言论相比，商业性言论实际最多仅能立足于言论自由保障的边缘地区，而赋予处于边缘 地带的商业性言论与其他核心言论同等的保护，将会大大损害对其他言论的保护水平和 实效。一、治理街头小广告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1.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什么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两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概念，被台湾学者称为秘密通讯 自由。在上述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对药物广告的司法解 释中，孙森焱大法官阐述了这样的意见：药物广告亦与自由发表言论，经由自由市场 机能，使真理与谬论并存竞争，发生撷菁去芜的作用，毫无关联，更非为提供社会大众 决定政治事项之资讯为目的。

)第 二，由于商业性言论的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即使受到严格的规范，表意人在利润的引诱 下，也将不会减少商业性言论的产出和流通，广告规制所可能引发的寒蝉效果也只 是小而不足惧。只要我们 的经济体制主要地仍然维持着自由经济，则资源的分配绝大多数将经由无数的私人经济 决定来实施。一项广告无论看起来如何的没有品味及夸大 其词，但依然在传播着谁在生产、销售、为什么以及以何种价格出售等资讯。其他宪法论著中有关公民通信权的阐述也基本如此。

各国所以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 密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予以保护，概因秘密通信自由属于两人以上交换意见 ，以秘密方式进行之，而不容许任何他人侵犯的自由。逾期不清洗或拒不接受处理的，主管部门核实 后可没收其通讯工具或书面通知电信企业暂停其在张贴、涂写、刻画中标明的电信号码 的使用，有关电信企业应当在接到通知后3日内配合执行。

但是，所谓言论自由，包括政治 、学术、宗教及商业言论等，并依其性质而有不同之保护范围及限制之准则。) 为什么不能给予商业性言论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言论同样的保护呢?以下几个理由也 许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第一，在促进发现真理、健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商业性言论 本身的价值与其他言论自由不能相比。

市场的发展需要信息的大量和快速传播，广大 消费者只有在纷繁众多的资料中才能自主地作出明智的取舍决定。因为在形式上电信企业作为义务人，虽系履行自我之法律上义务，然实质上却是 ‘代为实现国家任务。而街头小广告所传播的内容通常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对社会有益处。广告的内 容及其通讯方式实际上就是广告者的表意，应当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企业或者私人行使国家任务的制度，是由德国公法学 者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被称为私人为行政任务而受法律上之纳用的制度。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 ，所给予的商业性言论的保护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言论自由来说，也都是较低程度的保护。

)就拿台 湾地区的做法来说，根据其《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的规定，只有在涉及特定的刑事犯罪 和因国家安全需要时，电信企业才有义务依法协助特定机关以监听、截收等方式实 行通讯监察。政治言论的自由，可视为政治权利，然而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仅仅占有言论范畴的一 个部分。

但也要承认，这一商 业行为仍然是以公民具有通信自由权为前提，并以通信为形式进行的。对这几种情况一概要求电信企业 协助行政机关限制和中止其通讯工具，不符合行政处罚的比例原则，也不符合企业协助 完成国家任务应当具备的严格要件。

)最先对商业 广告与言论自由的关系作出探索的大约应当归于美国的司法实践了。但是，对于 小广告者主动公开的通讯资料，是否应当按照通信秘密来保护、如何予以保护呢?第二 ，街头小广告者用其公开的通讯工具进行广告内容方面的商业联系，是否属于行使通信 权?广告者与受众进行广告内容方面的联系，性质属于商业行为。

为实现此目 的，商业资讯的自由流通就成为不可或缺之事。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街头小广告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商业性言论 企业经营自主权 地方立法 。那么，这样的商业 联系是否享受宪法有关公民通信权的同等保护呢?第三，小广告者留下的电话或者寻呼 机号码等通讯资料，实际有两种作用：一是纯粹充当商业广告的手段，起经营作用。而它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是纯粹市场领 域中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在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后，电信企业就有义务为用户提供约 定的服务，而无权随意限制和中止用户通讯工具的使用。

Bigelow为该州发行的周报主编，由于该报刊登有关堕胎手术的广告而被定罪。(注：汪少一：《鼠的发迹缘自猫的宽容与惰性》，《中 国人大》2001年第4期。

但是，对于政府是否有权要求电信企业中止和限制小广告者的通讯工具，各地在立法 中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街头小广告作为商业性言论，所以能够大量存在、屡禁不止并有泛滥之势， 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市场的需要。

(注：参见黄 铭杰：《美国法上的言论自由与商业广告》，载台湾《台大法学论丛》第27卷。笔者认为，进行这种判断和权衡，需要把握以下原则：第一，宪法有关公民通信权的 规定，主要是基于保护公民的精神活动自由和隐私权而作出的。

因广告规制所生之政府利益须为实质性利益。(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为 此专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相关法律询问：地方性法规是否有权对街头小广告 者的通讯工具作出限制或者停止使用的规定，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未能得到法工委的 书面答复。该解释称：药物广告乃为获得财产而从事之经济活动，并具商业上意 见表达之性质，应受宪法第15条及第11条之保障。对这种企业或者私人协 助执行的义务必须由高位阶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予以规定。

商业性言论自由为什么要受到宪法保障呢?这主要是着眼于现代经济社会中资讯自由流 通的重要性，或者可以说，主要地在于对广告受意人所应享有的资讯接受权的重视。这一方 面，仍然可以举台湾地区的《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为例子，根据该法第14条的规定，在 通讯监察中，电信企业有协助执行通讯监察之义务，其通讯系统应具有配合执行通讯监 察之功能。

(注：参见425U.S.748(1976).)因此，商业性言论所以受到宪法修 正案第一条的保障，重要的并不在于它对表意人(广告人)所具有的意义，而在于透过自 由的表达和其后的自由流通过程，使得受意人(消费大众)对于自己的经济事务得以作出 更明智、更理性的决定，进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只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机关基 于侦查刑事犯罪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公民的通信进行检 查，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只有用户违背了他与电信企业 之间的合同约定时，电信企业才有权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限制和中止用户通讯工具的 使用。这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我国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反映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实际上的不独立和不完整。